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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来源::网络整理 | 作者:管理员 | 本文已影响

进入21世纪,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的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受到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但是,何谓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是谁?唐宋变革期的起始如何界定?如何看待唐宋社会性质等等,迄今仍有很大争议。纵观20世纪以来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因缺乏学术史的梳理,才导致众说纷纭现象的出现。所以搞清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对于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乃至客观评价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很有必要。

实际上对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讨论有两条主线索,一是从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演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0世纪国内唐宋史研究领域基本是泾渭分明,只是进入20世纪后“唐宋变革”才与唐宋变动或变化相混淆,两条线索才绾结在一起出现泛化的倾向。下面就这两条线索的由来和发展变化分成四个方面进行简要梳理。

一、南宋以来中国学者对唐宋之际历史变动的认识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的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1]“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对于这种变动从南宋初期就已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段名言言简意赅,不是枝枝节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论。[2]南宋末年文天祥亦曾感概:“自魏晋以来至唐最尚门阀,故以谱牒为重,近世此事寝废,予每为之浩叹。”“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虽坡公(苏轼)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乡之说也。”[3]从文天祥的语气来看,在这里所讲的“中世”显系指的即是唐中叶时社会发生了巨变。明朝人陈邦瞻更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待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而且把中国历史分作三个阶段。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序》中说“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覩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4]不论是南宋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还是明代陈邦瞻的中国历史三阶段说都是“本土”学者的独立思考,或者说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历史分期”。

1840年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期则不能不打上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的烙印。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按“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划分历史的方法。1917年,傅斯年先生说:“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者,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 可见20世纪初期西学分期方法在国内影响甚巨。但对于照搬西洋历史分期法而不顾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做法,也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而提出新的分期方案。首先,傅斯年不同意桑原骘藏以汉族盛衰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桑原骘藏分中国历史为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满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傅斯年以为“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因而他以汉族之变化与升降为上世中世近世分期之标准,将中国历史分为四期。

上世:从周平王元年以前至南北朝陈祯明三年,其间又分为四期;

中世:起隋开皇九年至南宋祥兴二年,其间又分为二期;

近世:起南宋祥兴二年至晚清宣统三年,其间又分为三期;

现世:民国建元以来。

傅斯年先生在“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一节中论唐宋历史特点时指出,自隋迄宋,为第二中国,“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自隋至于唐季,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虽年世愈后,胡气愈少,要之胡气未能尽灭。读唐世文家所载,说部所传,当知愚言之不妄也。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说明之曰"第二中国",上与周汉魏晋江右之中国,对待分别可也。此"第二中国"者,至于靖康而丧其中原,犹晋之永嘉,至于祥兴而丧其江表,犹陈之祯明。祥兴之亡,第二中国随之俱亡,自此以后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祥兴于中国历史位置,尤重于祯明。诚汉族升降一大关键也。”[5]以种族、民族盛衰、升降作为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标准是20世纪初期历史分期的一大特色。

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6]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三百年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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